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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6000—7000种语言。据统计，多达94%的语言只有占全世界人口6%的人在使用。这种语言种类和使用人数上的严重不平衡表明，许多语言的生存状况堪忧， 其中有些语言甚至会变成濒危语言直至消亡，语言多样性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。当前，如何拯救濒危语言、保护语言多样性，进而保护文化多样性，成为语言学家、人类学家乃至社会公众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语言无论使用人数多少，都担负着传递人类信息的职能。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，既担负着表达和传承文化的职能，又体现一定的文化观和文化传统，能帮助不同文化群体形成自己的认知方式、思想观念和哲学体系。一种语言的消亡往往意味着一种文化传承的中止，最终将导致这种文化消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没有语言的多样性就没有文化的多样性。对于一种语言，无论其使用者多少，都应给予足够的尊重和保护。

不过，在现实生活中，“大语种”和“小语种”的说法却相当普遍。在一些人看来，似乎只有英语是“大语种”，英语之外的语言包括西班牙语、阿拉伯语甚至法语、俄语和德语等都是“小语种”。显然，这是一种概念模糊的用语。语言的“大”和“小”是相对的，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。划分“大”“小”语种的标准是什么?使用人数和地区达到多少才算“大语种”?对于这些问题，语言学界还未形成共识。西班牙语、阿拉伯语、俄语和法语不仅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，而且其使用人数均超过一亿。把西班牙语作为第一语言使用的人口绝对数几乎与英语持平。因此，我们应慎用“大语种”和“小语种”的说法。如果一定要表示类似的概念，不妨采用“英语语种”和“非英语语种”之说，以示区分英语和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。

其实，学习不限于强势语言的外语，不仅是保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需要，更是开展对外交流的需要。然而，在一些英语国家，人们长期以来存在语言优越感，感觉不到外语学习的压力，其外语能力并不能令人满意。比如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为英语的优越地位感到自负，不重视外语人才培养，结果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吃了亏，在跟伊朗打交道时也痛感不便。相关外语人才的奇缺，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外语人才培养计划。类似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，不应只把眼睛盯着英语等少数几种使用范围广泛、使用人数多的语言，国家的语言政策要有统筹规划的意识。应充分尊重各国、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，像保护濒危动物和生物多样性那样保护濒危语言、保护文化多样性。一方面，对世界上影响大、使用范围广、使用人数多的语言，应有计划地培养相关语言人才。另一方面，对某些使用人数少的非通用语言，甚至对有些已经消亡却有重要学术价值或文化价值的语言，像拉丁语和梵语等，也应根据实际需要培养少数专门人才。对那些濒危语言，要赶在它们消亡之前抓紧开展记录和描写工作，尽可能多地留下可供进一步研究的材料。

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不仅给我们提出了语言学上的新挑战和新要求，也为我们了解、运用和研究沿线各国各地区语言提供了新机遇。仅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，历史上多民族、多文化、多语言的密切接触及频繁的商贸活动，使这一地区成为“语言富矿”，产生了许多混合型语言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对它们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。今天，仅中亚丝绸之路地区涉及的官方语言就有几十种，如果加上其他语言，总数可达数百种。研究掌握这些语言，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一地区的民族变迁和文化史，从而对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起到积极作用，也能为保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